西部新闻网讯（记者杨斌）虽然已过耄耋之年，但张岂之先生依然精神矍铄，几个小时的采访谈笑风生、不见疲态。除了担任清华大学双聘教授，他现在还是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许多工作，他都亲力亲为。能利用自己这么多年学术生涯所积累的学识，趁精力尚可尽可能多做点工作，是他的心愿。
“始终沿恩师指引的学术道路砥砺前行”
有故事的人，其人生历程就像一本厚重的书，更何况是颇负盛名的学者。1927年，张岂之出生于江苏南通，但抗战之时南通战火弥漫，他被送至千里之外的陕西城固，就读于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此后，他又辗转至重庆南开中心求学。
1946年，张岂之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这里，他碰到一批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学者。熊十力先生讲授的新唯识论，汤用彤先生讲授的魏晋玄学、英国经验主义，贺麟先生讲授的黑格尔《小逻辑》，都令他受益匪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他还遇见了当时还只是年轻讲师的任继愈先生。任继愈讲授的是隋唐佛学，他在课外不但指导张岂之读先秦诸子，还认真批改其读书笔记，俨然成其指导教师。谈到任继愈先生，张岂之非常敬佩：“任先生非常有才华，是我很好的导师。”
1952年，张岂之正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刚履新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先生邀请他赴西北大学从教，张岂之接受了邀请。这对他的学术生涯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侯外庐先生由此成了他学术上的引路人。很快，侯外庐又奉命调到北京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并成立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张岂之也成了研究室的一员，一半时间在北京工作，一半时间在西北大学教书。在侯外庐的带领下，他和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等开始修订、增补抗战时期初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至第三卷，随后又参加第四卷编写工作。编写如此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无疑是一个极大锻炼。“初稿由侯先生认真审阅，多次修改，经常有推倒重来的。我们经常跟侯先生深入交谈甚至争论，他从不愠怒，这对我们年轻人成长大有裨益。”谈起这些，张岂之至今记忆犹新。
此后的学术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但张岂之“始终沿着恩师指引的学术道路砥砺前行”，按照“侯外庐学派”集体攻关的科研传统，他参加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文化史》等成果持续涌现，学术贡献为学界所敬重。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值得花一生去研究”
从走上学术道路至今，不知不觉已有60多年。为什么能乐此不疲？对于这一问题，张岂之先生笑答：“因为兴趣。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确是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值得我花一生去研究”。他给自己一文集定的书名就是《乐此不疲集》。
这么久的学术生涯，主要做了哪些研究工作？张岂之先生认为自己的着力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着重研究并阐述中华传统文化有哪些核心理念，这些核心理念的基本内涵为何，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何变化，今天如何看待这些核心理念。他总结了中华传统文化12个方面的核心理念，包括天人之学、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诚实守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二是着重从宏观上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从这些特点研究中了解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
谈及治学心得，张岂之先生强调最多的是“会通”二字。他认为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一大特色；我们今天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也需要有会通精神。比如，要把思想与文化会通起来。思想是文化的核心，各种各样的文化都体现着思想和价值观，倘若就文化论文化，就讲不清文化的本质；文化是思想的载体，脱离文化论思想，思想就空疏得很。再如，要把古今会通起来。思想文化有一个传承、发展的历程，要知其脉流，就得会通古今，在此基础上能把中西会通起来则更好。还如，要把思想文化史与其他学科加以会通。思想文化史研究要与史学、哲学等相结合。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并不会因为历史流逝而失去光辉，研究中华文化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重要途径。”张岂之先生认为这一点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
“在冷清的生活中努力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虽然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但张岂之先生一直不忘自己教师的身份，总是把研究和教学紧紧结合在一起，即使后来担任了西北大学校长，依然坚持给学生开课。2007年，学生们辑录出版了《张岂之教授与研究生论学书信选》，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书信反映的正是他对教师职责的坚守。除了培养好自己的研究生，他更思考如何让学术成果影响更多学生、走向大众。
编写教材，是张岂之先生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我是教师，编写教材是我的本职工作之一。虽然编写教材对成名成家的作用不如专著大，但一本好的教材可以影响学生一生。”对于自己编写的教材，他总是很关注反响，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修订。对于现在有些学者不重视教材编写，他表示忧虑。2004年，77岁高龄的张岂之担任首席专家，领衔编写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批教材之一的《史学概论》，4年多时间、30多次讨论修改，以集体智慧为高校学生提供了一部有中国史学特色的教材。谈起教材编写，张岂之先生有很多回忆……他告诉记者，自己编写的另一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中国思想史》，很快就要出版了。这本教材的编写又花费了他3年多时间，但他依然觉得很值得。
除了编写教材，编写普及读物、让公众了解中华文化也是他非常看重的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组织编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普及读物《中国传统文化》，旨在澄清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质疑甚至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潮。他在书的后记里写道：“我们是教育工作者，不会下海弄潮，也不会见异思迁，只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冷清的生活中努力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在他看来，多编写些普及读物是社会的迫切需要，学者们不能因其小而不为。思想文化史研究需要很专业的研究成果，也需要高质量的普及读物，否则就会使自己与时代、与社会、与大众隔绝，怎能实现“以文化人”？“编写高质量的普及读物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有耐心和专业研究，还要以负责的态度来写，做到深入浅出。”还要提到的是，20年来，张岂之先生不间断地到一些大学给本科生做文化素质教育的讲演。
“我从事史学研究，就像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这是侯外庐先生的话，张岂之先生也总是借此表达自己60多年学术生涯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