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如何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昨日，重庆代表团举行第5场记者会，邀请4位全国人大代表畅谈，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支招。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陈金山：

6个方面推动对外开放发展

“近年来，重庆开放水平越来越高，经济发展和跟国内外联系越来越广泛。”陈金山介绍，去年，全市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4508亿元，同比增长8.9%；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261亿元，同比增长26%；实际利用外资达到101亿元美元，连续七年保持百亿美元之上。

重庆如何保持对外经济的高速发展？陈金山表示，主要得益于全市从6个方面推动对外开放发展。

“首先是开放平台不断丰富。”陈金山说，去年，重庆新获批了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和国家检验检疫综合试验区两个开放平台，全市开放平台形成了“1+2+5+7”的格局，开放平台得到较大丰富。

同时，重庆的开放通道也在不断完善。具体来讲，近年来重庆充分发挥好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去年重庆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了100万标箱。铁路方面，中欧（重庆）班列、重庆铁海联运到新加坡通道，进一步加强了重庆在世界版图上的枢纽地位，重庆到宁波港通道提升重庆东向出海的能力。

除此以外，重庆的口岸功能不断强化、市场主体不断壮大、对外体制机制不断创新等因素，也在推动着重庆对外开放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卫东：

三大通道形成对外开放格局

王卫东说，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核心要义是提升集聚辐射能力，在西部内陆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从向西开放来看，重庆与中东欧已建立起较为深厚的合作关系，成为中国—中东欧合作的桥头堡。2017年，中欧班列（重庆）开行663班，与新开通“渝桂新通道”，对促进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产生重要作用。

从向南开放来看，重庆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强，重庆与新加坡在金融服务、航空产业、交通物流、信息通信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广泛的合作，未来潜力巨大。

王卫东认为，如果把重庆与中东欧的合作同重庆与新加坡的合作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中东欧—重庆—新加坡合作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将对促进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产生重要作用。目前，国开行在中东欧地区和新加坡都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将会为中东欧—重庆—新加坡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将围绕重庆建设内陆对外开放高地的建设要求，积极推动重庆在中东欧地区的项目合作，参与中新（重庆）互联互通基金，加大工作力度，切实把重庆市的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行动计划全面落实在分行的工作中。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平川：

今年出境航线力争达85条

谭平川表示，支持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就要推动重庆民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内陆开放的航空平台。

近年来，为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重庆构建了“一大四小”的航空格局。2017年8月29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3A航站楼和第三跑道建成投用，是全国第四座拥有三条跑道同时运行的机场，能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5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0万吨、年飞机起降37.3万架次的运行需要。

目前，重庆机场已有国航、川航、重航、山东航空、西部航空、华夏航空等6家基地航空公司。到2020年，重航机队规模有望达到100架。今年，力争建成巫山机场，武隆机场明年建成。黔江机场和万州机场改扩建工程也开工建设。建成后，将加强江北机场与支线机场的互联互通，让支线机场飞起来，更好地为区域开放服务。

在航线方面，重庆机场累计开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航线达到44条，2017年通过重庆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达到268.94万人次。今年，国际（地区）航线力争达到85条，为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推动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的作为。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华荣：

向世界一流汽车企业迈进

朱华荣表示，对长安汽车而言，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向世界一流汽车企业迈进，助力长安自主品牌快速成长。

怎样助力重庆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朱华荣表示，2020年将是长安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华丽转身。2020年海外销售达20万辆，2025年达40万辆，进出口总额2020年达420亿元，2025年达534亿元。

“一是集中优势资源，率先破局伊朗项目，开拓第一个海外全价值链基地；二是坚持将伊朗、俄罗斯、印度作为三大战略市场；三是2020年开始进军欧美市场。”朱华荣说，长安要以出口为拉动，实现海外制造，出口或海外制造达20万辆/年，实现年收入240亿元。同时，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销量将占长安海外总销量的60%以上。

长安汽车还要将产能转移到海外市场，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实现经典产品本地化生产。同时，开放研发平台、物流平台、制造平台，让全世界工程技术人员、客户、供应商、经销商在这一平台上开发汽车。

朱华荣坦言，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以及中国企业要有自己的行业约束，同时进行‘走出去’过程中法律和风险方面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