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万象秦岭：贾平凹访谈录》视频展示会，引发我想谈谈“贾平凹的东方风度”这样一个话题一一谈谈贾平凹的东方风度、中国风度、古典风度和大地山河气度。

 

　　贾平凹是一位让中国和世界都时不时会有陌生感的作家。让世界文坛感到陌生和新异，乃在于他的创作始终坚守了东方。而在现时代中国文学有意无意显示出某种西方倾向的时候，贾平凹又能独辟蹊径，去到中国传统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山林深处，寻找自己创新的源头活水，似乎执意在以中国风的古琴和西方色彩的交响乐协奏。以此故，他又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作家群中显出了自己的陌生和独特。

 

　　贾平凹以自己的独特让中国和世界同时感到了陌生，却又让中国和世界同时感到了熟悉，这是那种“本是同根生”的认同。他的创作直溯中国文化之源，尤其是直溯中国文化中灵异、魔幻、志怪之源，他愿意在这条路径上去展示中国国粹的本来。这让中国文坛、中国读者感到了似曾相识的喜悦，忍不住报以意会的认同。其实从源头上看，灵智、变异和梦幻又完全能与西方后现代文化相衔接。他的创作常常将中国文化和西方后现代文化共有的超象审美，奇诡地展示给世界，这又让西方感到了熟悉，感到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互补共振的喜悦。

　　贾平凹的东方风格，远不止是一种学问和思维，而转化成了他为人、行文、处世、养心的东方风度。东方哲学是一种整体性哲学，不是分析性哲学，后者是西方哲学的特点。贾的作品，像《秦岭记》，不是把自然当成人物言行和感情活动的环境来写，而是把天地、人世、心灵融汇为整体化的生命世界来写。万物皆有生命，皆有自己独特的生存状态，皆可感受交流，皆有心有情有灵悟；而人皆可融于天地事物之中，与天地之生命聚为一体。他的笔，便这样圆融无碍地出入于“三界”一一天地、人世、心灵三界之间。于是秦岭在我们面前展现的，远不是一脉丰富的山林，而整个是一个蓬勃的生命世界。

 

　　写秦岭为什么能够一辈子写不尽？为什么能够常写常新？因为在他眼中，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心灵生态是三位一体的“生”一生命，“态”一状态，是生命的整体世界。像关学大师张载说的，世界本为一体，不过是气的不同程度组合，构成了不同的状态而已一一气潋可为物，物散则返气。在他笔下，外在的世界有社会与自然的极尽舖陈，内在的世界则有社会与人心的神通交汇。世界是这么一种三体一体的、和谐的生命生存。“世”之“界”，远比我们能够看到和感到的更加无垠，无界。

 

　　在贾平凹笔下，秦岭就是这么一个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心灵生态三位一体的生命体。在《秦岭记》中，他写秦岭的动物和山水树草，也写秦岭老百姓质朴的生活和祖上传下来的灵异故事。虽然没有结构一个勾心斗角、前后交织的传统长篇故事，没有集中去写一个典型的人物，但当所有的这些片段自然而然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活脱脱的、绚烂的、富有生命感的秦岭，一个瑰丽的生命世界。在内里，这乃是中国哲学的整体性思维、整体感受在起作用。

　　在小说的结构问题上，贾平凹写过大量用经典的美学结构和文学结构来提炼、重构生活的精致作品，后来却慢慢趋近于无结构的自然状态的质朴再现。其实，生活本身不就是无结构的、漫泛吗？不就是无数的不可控和无尽的泼烦造成的碎片化、尘屑化吗？他用这种原真的、无结构的写法来表达原真的、无结构的世界。

 

　　不过你仔细琢磨，他笔下的秦岭生活又是有结构的。这个结构就在于天、地、人三者浑然一体的互动互融，也就是那种整体性哲学观在运动的交织中显出来的末腴和纷繁。在《秦岭记》中，山里面是人、兽、山林的共生、对话，山民们也可以与天地对话、与自己的灵魂、甚至与巫鬼对话。与天地对话是感应茫茫的造化和不可控的天命；与巫鬼对话则是和遥远的人类童年酬唱。这都是和我们的生命根本和文化根性在对话和呼应啊。所以这里面又是有结构的，这个结构的最深层次，就是自然、社会、心灵三层生态构成的那种随意而又天成的结构关系。不过到表达的时候，作家釆用了无结构的形态，因此我们从作品里看到的生活，好像是消解了结构的。

　　整体性的中国哲学使贾平凹在考虑文学体栽的时候十分自由。不定然要像西方文学那样在体裁上厘清、界定长篇、中篇、短篇，散文、笔记、小品之类，这是西方分析性哲学之树上开出来的花。整体性哲学是跨界的甚至无界的，给予了作家随意分拆组合生活（客体）和自身（主体）的灵活性，也给予了创作主体无限的自由，完全可以随意性地跨体裁去写。所以中国不但有评书体、章回体、笔记体、小品体的小说或类小说，中国也有感悟和理性分析揉杂在一起、系统的思考和碎片化点评穿插组合的评论、文论和画论。这些，又是东方整体性哲学结出来的果实。

 

　　破除体裁对创作的分割，自由出入于各种体裁界面，在无界即无羁束中展示自己的观察、思考和感受，使贾平凹的小说有了一种飘逸的中国风度。世界是浑然一体的，为什么文学不可以自由出入呢。

 

　　大家都说贾平凹的文学语言在汉语写作现代化的今天有许多新的探索，我最突出的感觉是，他可以那么自由地出入人与物、物与心，获取那么丰腴的、随处冒出来的跨界比喻。这是因为看穿了不同的物态与心态原本都是生命体，只是形态各异而已。在生命运动中，它们既然本来同框、共情，怎么可能不相互感应呢。

 

　　这仍与中国哲学的整体性有关。自然是有生命的，而所有的生命形态中都有人物的、作家的生命在流淌。对贾平凹来说，这不是修辞学，而是一种感情和心灵跨界甚至无界的自由流淌，是一种中国风度。

　　贾平凹喜欢而且善于将名词、动词、状语、形容词置换着、倒腾着使用，显得传神而又奇特。比如名词形容词化：“月光银银的，玉玉的”；动词状词化：“莊稼长得山也挤了，河也瘦了”；名词动词化：“我啥时也去'皇帝＇它一回！”这几乎构成他的创作中文学修辞的一大特色。为什么可以如此自由地跨界置换呢？因为作为非拼音化的单体方块字，中国汉字从源头上本来十分简约，一个字、一个词常常兼有名词、动词、状语多种功能。多种功能在本来就兼而有之、互动互通，这就为相互间的置换使用提供了可能。

 

　　整体性思维在千百年的积淀中，逐渐使源头上模糊的词义清晰化，才有了名、动、状、形容词由动态的互通到静态的分类。贾平凹用词的跨界转换，既是一种无界、溯古，更是一种析源、出新。他从这里显示出对中国文字的深切理解和溯源功力。

 

　　所有这一切，我想说的是，它都是一种中国哲学，中国美学，中国文化风度的表现。

 

　　总而言之，贾平凹是这么一位作家，在现代美学观念、西方美学观念流行于中国的时候，他坚守并传承中国风度，这让中国文坛感到了惊异；在世界文化西风强劲的时代，他又执着地坚守着东方气度，这又让西方感到了惊讶。

　　十分有幸，这位让东、西方文坛都感觉到惊讶的作家，同时又让东、西方文坛都感觉到人类原来在根系上深切联系着的作家，诞生在中国秦岭这片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