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山西两省在明清时代形成两大驰名天下的商帮,晋商与秦商。
秦晋之间,一河之隔,自古就有秦晋之好的佳话。当时,山陕两地的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
山陕商人结合后,在很多地方它们的名字往往连在一起,统称山陕商人,它们在全国各地的会馆也往往建在一起,叫做“山陕会馆”。
1.千年的秦商与晋商
秦地的富饶其实并非全部源于自然的恩赐,这里的秦人聪明、勤劳、善于抓住机遇也是重要原因。
如果算秦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秦帝国时期,商鞅变法让秦国的政治一统也让经济变得通达而便利,而到了后来的汉朝,国家一改过去政权“重农轻商”的做法,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重视商业、手工业发展。
也是在这一时期,地中海贸易兴起,欧洲人对中国商品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对中国出产的丝绸等青睐有加。
同样,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公元前139年(西汉建元二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向西的商路,中央政府先后设置了河西四郡,建起四大西域都护府,把通往西方的交通、贸易纳入国家管理之下。
于是,在历史中扬名的“丝绸之路”便是那时候呈现在世人眼中,而近水楼台的秦商开始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暂露头角。据说,彼时的丝绸之路堪称造富机器,很快长安的田啬和田兰、韦家(今西安市临潼区境内)的栗氏、安陵(今咸阳市渭城区境内)的杜氏等都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
相比于秦商的地理优势,来自山西的晋商也不少不“地利”便利。
在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
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到了元朝,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
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2.明清年间的兴起
到了明朝初年,西北边患成为王朝最大威胁。为保障边境稳定,朝廷在沿边各地设立了9座边镇,其中陕西布政司辖下就有榆林、宁夏、固原、甘肃四镇,兵力约14.5万人、马匹近万。打仗少不了粮草供给,更需要很多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商人们四通八达的“物流体系”开始大显神威。而为解决后勤供应难题,朝廷推出了一项特殊政策——“开中法”,允许商人运粮到边镇,用粮食换取“盐引”。那么,什么是盐引呢?
这个盐引是获取食盐的凭证。因为古代对食盐实行国家垄断经营,有钱也不能随便买卖。盐引作为一种特殊凭证,可以说非常稀缺,也是一种“新式货币”,也是正看到了这个机会,秦商们利用地理优势筹集粮食运住边镇换取“盐引”,再到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所属的各盐场领取食盐,贩卖食盐获得巨额利润。同样,因为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也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明代沈思孝在《晋录》里的描述,广为研究者所征引:“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500多年,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票号,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
《清朝文献通考》对山西票号评价:“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作为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通过把总号设在山西原籍,分支机构设在全国各地以至于国外,进行银钱兑换、货币保管、资金接待、异地汇兑、过拨转账以及放款业务等货币技术性业务和信用活动。
从1823年前后第一家票号日昇昌诞生起,到1940年大德通、大德恒票号改组为止,山西票号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了清朝时期秦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晋商以祁县、太谷、平遥为中心,形成辐射大江南北的两大商业集团。清末明初的宋应星在《野议•盐政议》中论述:"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 。
随着徽商快速崛起,为了抗衡徽商,秦商与晋商联手合作,于是就有了天下第一会馆——社旗山陕会馆。
3.山陕会馆
陕西和陕西一河之隔,自古有“秦晋之好”之说。
起初,秦商和晋商都靠盐业经营快速崛起,后又开辟出茶马古道,为了维护同业利益,调解商业纠纷,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陕西秦商和山西晋商所到一处一般都联合建馆,这就是“山陕会馆”。
有意思的是,秦商和晋商双方合作双赢,互通商情,所以,有时候他们往往被其它商帮统称为“西商”,所以山陕会馆也被也称为“西商会馆”。
陕西秦商讲究“先义后利”,山西晋商讲究“义中取利”,双方共同膜拜的财神就是山西的武圣关羽。
而今,“秦晋之好”又有了新的表达。11月24日,“行走的汾酒”2018文化大巡展将走进西安,为陕西消费者带来产自山西杏花村的“四最”汾酒,共同品味流传千年的清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