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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改革开放40年回顾]石海源率先推行包干到户 吴堡百姓大囤圪堆小囤流

www.peopletop.com.cn(2019-01-02)来源:西部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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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改革开放40年回顾]
  
石海源率先推行包干到户
  
吴堡百姓大囤圪堆小囤流
  
冯东旭
  
  戊戌冬至,我回到老家冯家墕。91岁的老支书薛新成在墕口碰上我,问:“东旭,你晓得咱县上那个米脂人书记在哪里?”米脂人在吴堡当过书记的有三四个,这把我问愣了。他拍着肚子说:“就包干到户,让咱吃饱肚子,大囤圪堆小囤流的书记!”啊,啊,我明白了,老支书问的是石海源书记。
  
  40年过去了。曾在陕西最早推行包干到户的石海源,已88岁高龄,但这位“实书记”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出人们的视线。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坚持看报读书,常街头散步,了解民情,精神矍铄地出现在群众面前。只有花白的头发和脸上的皱纹,显现出岁月流淌过的痕迹。
  
  1977年秋,我从吴堡县岔上公社调到县委宣传部时,石海源是我们县委的副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全国开始拨乱反正,有错必究。石海源负责全县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见他风风火火,亲自动手办理疑难案件。他政策水平高,又雷厉风行。不到半年时间,就把全县“四清”和“文革”中错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纠正过来,还彻底复查纠正了“文革”期间形成的冤假错案。
  
  当时县委没统战部,宣传部代理统战工作。我被抽在“摘帽办”。石海源给大家讲政策、学办案,手把手教我如何写平反决定。一个月时间,把过去划错的10名右派分子,全部改正,摘了帽子。其中4名恢复了公职,2名恢复职务,1名恢复了工程师职称。已去世的3名,恢复了政治名誉,家属子女给了生活补贴。
  
  颠倒了的历史被重新颠倒了过来。束缚着干部群众沉重的精神枷锁,被彻底砸碎。吴堡百姓称他为“石包公”。
  
  有件记忆犹新的事。1978年冬的一个凌晨,我听见有人在宣传部院子扫雪,便赤身到窗前凑着玻璃瞅去,外面朦朦胧胧看不清是谁,便回到被窝。过了一会儿,听见有人在敲门,我以为是照大门的老头,就没理睬。我姑父听见熟悉的咳嗽声就下炕开门,说:“海源,你扫雪噌噌的响嚯,害得人连个明觉睡不成。”从对话中看得出来他俩是老朋友了,关系非同一般。
  
  我办公窑没电,火炉灭了冷冷的,石主任(县革委会主任)领我姑父到他办公室住去了。我姑父在横山党岔农场工作,回李家河看望他老父亲,顺便来县委看看老朋友,不巧石主任下乡没见上面。“县太爷”凌晨踏雪请朋友,让人很是感动,能看出来他做人做朋友的厚道热情。
  
  从我姑夫口中得知,这个“石包公“是个有远见有胆略实事求是的好干部。早在1963年,石海源在榆林鱼河国营农场当书记、场长,就在场里实行包产包工包投资一奖励的包产到人的生产责任制,大胆打破铁饭碗,取消工人的固定工资,将劳动与收益结合,产量与工资挂钩,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爆发出来。这年,全场粮食产量由上年的50多万斤增加到120万斤,亏损由28万元降到13万元。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第二年正在完成200万粮食和消除亏损的火热生产中,榆林地委派来30多人组成的专案组,组织榆林八大农场的300多人,批判鱼河的“三包一奖”,拔除这株资本主义的“毒草”。石海源被定为走资本主义办场路线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又由中农捞为“富农”的阶级异己分子,下放到马合农场新墩队劳动改造,过上“苏武牧羊”的10年艰辛日子。
  
  我姑夫李庆年当时在马合农场工作,亲眼所见,他说:“放羊放牛、喂猪种菜,拉架子车,挑煤背砖,海源可把大罪受咧。他天不明就背着筐子到黄沙窝里拾牛粪,寒冬深夜把刚生下来的羊羔包在皮袄里抱回柴火房配奶。他坚贞不渝,初心不改,春天拉着播种机在冰冷的水田里插稻秧,秋里挥汗如雨割稻子,规定是每天割稻两亩,他一天割三亩多。可笑的是,他出色的劳动却被污蔑为有‘野心’,得病干慢了一点,说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79年5月,石海源任吴堡县委书记。他的工作目标是:让农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于是,他召开县委常委会议,研究讨论土地包干到户责任制,多数领导持反对意见,组织部长薛世香劝说:“石书记,别冒险,再犯路线错误,就划不过账。”
  
  “群众饿肚子没粮吃,我当这个县委书记有啥用?”他痛心疾首,一定要打开这个破局。就在这时候,横沟公社砖窑山村支书薛耀丰来县委告状,说畔畔山村去年冬天偷偷摸摸把集体的土地分给社员种,影响得他们守不住集体的摊子,社员们不上山种地,闹腾地要分田单干。
  
  薛耀丰是我好朋友,我在横沟公社工作了五年,在砖窑山驻了三年队。就把他领在书记办公窑,石书记听了原委,要我带路一同去看看。我们坐吉普车上坡下坬跑了60多里路,先去砖窑山转了一圈,然后来到畔畔山。啊呀,只见畔畔山的麦田被垄得熟腾腾的,有洒化肥的、送粪的、犁地的,还有修补梯田和淤燕窝地的,一派动人的春耕景象。而砖窑山死气沉沉的。
  
  石书记进畔畔山村转了一阵子,见不到人。就连年老多病的老人都上山种自己分到的地。薛耀安从砖窑山学校挑来大粪往分到的地里送,他擦着头上的汗水,说村民新买回20对粪桶去附近村挑大粪。支书薛文堂原以为是来人阻挡他们就躲在山里,没想到县委书记来给他们撑腰壮胆,就跑回来了。石书记握住薛文堂的手:“你们干得好,我支持你们!”顿时,薛文堂流出激动的泪水。
  
  石书记萌生出一种使命感:畔畔山给我们闯出包干到户的路子,这虽然不是红头文件允许的,可是它适合偏僻贫穷落后的山区,能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农民喜欢这种生产形式,我们必须大力支持。他喃喃自语:“一定要把火种保护起来!”
  
  司机绕公路上塬把车开往横沟黄河畔,石书记和我抄小路经李家畔、大石坬、水游村步行到横沟。路上,他夸奖我在《陕西日报》刊登《康家塌把收归集体的自留地的树退还原主》写得好。我说连标题带署名共88个字的稿子。他说不在字多少,重在宣传康家塌大队落实党的林业政策走在前面,给全省作出榜样,起到引导作用。我恍然大悟了,石书记不光是让我带路,更是要我这个新闻通讯干事,多深入实际,多了解实际情况,写出有分量有新闻价值的稿子。
  
  我们到横沟已半后晌了。石书记连口水都没喝,与公社书记李程鹏一合计,沿河滩转了一圈,找到横沟大队支书李金桂。李金桂是集体主义的捍卫者。他对畔畔山村包干到户有看法,认为走偏了社会主义道路。他说横沟是全县的大村子,近800人口,黄河滩有900多亩水地,山上有1000多亩枣林,分田单干,树木咋经营,地绺绺斜斜咋来种?这个集体摊摊就踢蹋咧!
  
  石书记说,前几天你们横沟,还有新舍窠、下山畔等沿河村的百余村民来县委上访,要分枣树等经济林到户……李金桂打住话说,就是冯东旭在陕报上发了指头大的稿子惹下的事。农民看的是眼前利益,上面没红头文件,他们跑到中南海,我也不能把集体的树木分出去。
  
  吃罢晚饭,石书记没有歇马。他拿了笔记本,与李程鹏去横沟村了解民情,入户给上访群众答复县委对落实林业政策的意见。他交给我的任务,调查横沟黄河渡口上的事。吴堡黄河大桥上解放军把守,上面禁止把陕西农副产品贩卖出去。县城扣押下大量的红枣和黄豆,潮湿霉沤老鼠拉。他准备把横沟渡口打开,就可以把沿河生产的红枣,辛家沟一带的高粱小米,张家山一带的挂面,偷渡过黄河卖出去,让群众手头有点钱花。
  
  我找老艄公李丕成了解了渡口船只艄公等情况,又跑到李金桂家。李金桂是我在横沟驻队时结下的要好朋友,我得给他交个底。进了门,金桂在煤油灯下看我下午给他“真理标准”讨论的报纸。他脸上露出苦笑:“吴堡翻天覆地呀!畔畔山薛文堂打来电话说,石书记明确表态支持他包干到户,有人吹风说要放开横沟渡口”。他指着炕上的报纸:这就是报纸上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怪不得公社书记李程鹏前几天把民兵连里的子弹收了,看来横沟这个渡口我是守不住了。
  
  深夜了,在李程鹏的办公室里,石书记和李程鹏商量如何让畔畔山的星星之火迅速燎燃到全县。李程鹏建议第二天他召集横沟各村支书、大队长来公社,石书记作动员讲话。石书记说:别太急了,咱先从落实林业政策入手,尽快把割资本主义尾巴割走的枣树等经济林兑现给群众,然后总结畔畔山包干到户成功经验,这样推广起来更有说服力。
  
  第二天天刚亮,石书记就催李程鹏出发了,先到前胡家山、准子山、小王家山,又到续家坬,薛下村、薛上村。两位改革闯将,冒着风险,走村串户,一唱一和,讲述包干到户的好处,解除干部群众的顾虑。他每到一个村,就拍着胸膛给队干讲:不要害怕,打下粮食的功劳是你们的,出了问题有我石海源承担!
  
  是执行中央文件规定的“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干到户”,还是尊重农民自发的包干到户实践?许多干部怕犯这个政治错误。石书记认为,最关键的是领导干部先要解放思想,带头冲破左的束缚。首先,县委召开县五套班子领导干部会议和各公社县各部门领导干部会议,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每次会议,石书记都做主题发言:多打粮食吃饱肚子检验了包干到户好,群众饿肚子手里没钱花检验了“大锅饭”不能吃;农民包干到户种集体的土地没有偏离社会主义;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个包干到户,简单利索实惠。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县上和公社两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逐步解放开来。
  
  至1980年夏天,全县有50%多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畔畔山冬小麦获大丰收,吃“大锅饭”时每人分三五斤小麦,这年人均是65斤。地里到处能看到脸盆大的南瓜,秋粮作物长势喜人,六畜兴旺,半年生下150多只羊羔羔。
  
  畔畔山村有个瞎子叫薛五贤。每有谁家修窑合龙口和婚嫁喜事,他就去道喜:一撒金,满堂红;二洒银,元宝银元满地滚;三洒摇钱树,包干到了户;四洒聚宝盆,包干到户凭咱石海源李程鹏……
  
  在这可喜的形势下,榆林地委一位副书记带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横沟,质问:谁让畔畔山搞包干到户?是怎么个包法?!李程鹏说,畔畔山吃“大锅饭”,上工一窝蜂,出勤不出力,粮食打不下,公粮交不上,老支书撂下担子跑了,新选的支书好赖不接任。束手无策时,我说咱搞土地承包,包产到户,他就愿意了。薛文堂把社员叫来在讨论“超产奖励减产赔偿”时,大家嫌麻烦,干脆包干到户,留够国家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80口人每人4亩。一夜工夫,把320亩土地分给18户人家来种。牛驴犁耙作价“借”出去……
  
  李程鹏话还没说完,就被地委副书记打断:咋个借法?告状材料白纸黑字说卖了。我们一到横沟公社地界就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大队饲养室是空的,集体的羊只到了个人圈里……李程鹏说,再没好办法咧,不行了,我回县上再当我的团县委书记。这位地委副书记“哼”了一声,气得连饭都没吃离开横沟。
  
  当晚,石书记打来电话:“程鹏,你不要害怕,我给地委领导说了,是我石海源让李程鹏干的,处分就处分我石海源。我的乌纱帽决定权在地委书记那里,你李程鹏的乌纱帽在我石海源手里。稳稳地干你的!”
  
  最近,我打电话问李程鹏当时的情景。74岁的李程鹏在北京大学儿子那里颐养天年,哈哈赞道:“石海源书记,真正的父母官,铁骨担道义,敢为人先的共产党人,有博大百姓情怀,让人敬仰八辈子!”
  
  确实,当时形势严峻。畔畔山的火焰没有被扑灭,景家沟和山头村几个村子夭折了。有的队干和公社领导,见石书记和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王世祥来了就躲起来了,他们不愿意搞包干到户。而且更大的阻力在省上。
  
  节骨眼时,省委派了一个副书记来灭火。在县委常委会上,省委副书记发命令:纠正,必须纠正!海源,很快纠正!石书记说:难纠正,群众就不答应。副书记问:你海源答应不答应。石书记回答:群众不答应我咋能答应。副书记发火了:山高皇帝远,小小吴堡县尽董大乱子。石书记说:吴堡确实是个小县,但老百姓饿肚子是个大事,包干到了户,农民一下子有粮吃有钱花。副书记站起来:包干到户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啦!石书记也站了起来:土地是集体的,农民承包种集体的土地,给国家和集体交公粮,这咋能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副书记脸涨通红溅出唾沫星子:大包干大倒退,滑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后患无穷。石书记锵言出鞘:包干到户好,多打粮食肚子饱,其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单,优越性最独特。
  
  两人越辩越激烈,越激烈靠的得越近。唇枪舌剑,整整两个小时的交锋,简直是电闪雷鸣,气氛特别紧张,一位常委副县长吓得浑身发抖。
  
  结果:谁也没说服了谁!一个说不纠正他没办法给省委书记交待,一个说纠正了他没办法给群众交待。
  
  前几天,我去榆林拜访石书记问当时怕不怕,他哈哈笑道:“不怕,根本不怕,我坚信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是正确的。大不了再把我的乌纱帽摘掉。天爹爹呀,这包干到户是农民喉咙系系上的大事情!”
  
  “说大义凛然一点不过分。为了老百姓吃饱肚子,再摘掉乌纱帽,石书记在所不惜,一定要坚持搞下去。”李程鹏深情地说,“送走省委副书记,石书记让王世祥叫来我,三人商量包干到户了,生产小队就没必要存在,公社三级所有制变为两级,我们如何解决好体制过渡中存在的问题。”
  
  1980年夏,石书记去西安开会,他要上书省委,直言进谏。好多干部和亲友打劝:红头文件明明写着“不许包干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专往枪口上撞!但他下定了决心。全国清理学大寨极左的假大空,我去省农展馆取拆下来的展品物件,搭车和石书记一同上路了。从吴堡到延安,他在前排座上一声不吭,颠簸途中看真理标准讨论的报纸,思考包干到户农民生死攸关的大事。在我的心目中,石海源书记就是陕西的邓小平。
  
  到了洛川,见有一个老头在洛川招待所等着他,言谈中得知是电话约好的。石书记让司机登记了一间三张床的房子我们三人住省钱。石书记与老头儿像有什么重要话说,我和司机就出院子去了。约有两个小时,两人滔滔不绝,有说不完的话。到吃饭时,有人在院子里喊叫:“气死牛,在哪里,吃饭啦!”我才知道这个老头是郝树才。
  
  让人好激动的,没想到能遇上这位毛主席赞扬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郝树才。郝老是从部队回到延川谭石原村当村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征山治水、植树造林,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石书记会是约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英雄进谏省委,说服省委书记尽快放开政策,在全省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让农民有粮吃有钱花。
  
  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大包干,从此有了自己的合法户口。半年后,陕西省委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就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上,思想僵化,控制得太严,省委书记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代表省委承担了责任。
  
  “这个过程真是曲折。种地的农民都盼望包干到户,可是许多社队干部反对。我心知肚明,他们掌握“大锅饭”的勺把子,可以捞得吃稠的,一天不劳动也能挣上工分。我到一些村子里,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就躲开了。而种地的农民,一听说爱搞包干到户的石书记来了,一下子都围了上来。说他们村的领导不搞怎么办?我说,你们开个会,选个分地的组长,快点把地分开种,群众说,能行吗?我说,行!不要害怕。可是有的地方我前脚走,后脚公社领导就纠正了,并给群众说:要听中央的话听省委的话,咋能听石书记的话!1980年冬季,有些村就这么来来回回翻烧饼似的折腾。”石书记讲起当年的情景,仍满身豪气不服输。
  
  张家墕公社党委书记思想转把过弯来,“翻烧饼”折腾了几个生产大队。石书记派王世祥副书记蹲点在张家墕,一对一地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并领着去畔畔山参观学习。他终于开窍了:一大二公、平均分配,吃“大锅饭”,勤人变懒人,出勤不出力;分田到户,自己给自己劳动,懒人变勤,勤人更勤;农民包种集体的土地,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道路上“千里马”。一通百通。很快,把张家墕公社24个生产大队的67100多亩土地全包干到户到1670多户人家耕种。
  
  1980年底,全县90%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至1981年,全县221个生产大队的627000多亩土地分给15900多户农民耕种。这个仅有6万人的陕北小县,成为陕西最早实行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的县。
  
  20多年中,吴堡共吃返销粮5200多万斤,花救济款420多万元。包干到户后农民一下就翻了身。1981年全县产粮5000多万斤,交过国家和集体的之外,人均占有粮770多斤,比全国人均占粮多了134斤。长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吴堡,涌现出100多个万斤粮户和500多个家庭副业收入千元以上的户,有三分之一的户“耕一余一”,全县的红枣、蚕茧也大丰收了。
  
  三年中,全县新修窑洞5000多孔,有1200多对青年结了婚,多年的光棍汉也娶了新媳妇。移民在外的150多户社员返回家园。社员大力购置农机具,其中手扶拖拉机就有192台。我写的《吴堡县由“三靠”变为“五多”》、《吴堡运输公司为长途贩运提供方便》,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石书记没有在大好形势前停住脚步。仍然迈开双脚走村串户。他发现不少农民在满怀喜悦收割庄稼的同时,很担心责任制会变。有的地方,该深翻的土地,不准备翻了,冲垮的梯田坝堰也不修补了。县委开会发出文件,郑重宣布:现在实行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群众要求稳定多久就坚持多久,群众民主选择的,都是合法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的管理形式。在稳定的前提下,作好完善责任制的工作。县委的决定表达了全县农民的心愿,受到极大拥护。
  
  包干到户让吴堡真红盛了。1982年2月,石海源调任榆林县委书记。离开吴堡时,老百姓在街上夹道欢送。他不辜负党和群众厚望,排除多方阻力,大刀阔斧,把300多万亩土地分包给5万多户农民耕种。激发了30万榆林县农民朝气蓬勃的生产积极性。
  
  一位“老榆林”给我讲石海源与榆林豆腐的故事。他说,计划经济时,榆林人难能吃上榆林特色的桃花水豆腐。街上公办的豆腐坊,有国家的固定粮补,而个体户的豆腐坊不给补贴,石海源书记到榆林后,宣布:凡办豆腐坊的,一律都给予粮补。一年后,实行了豆腐生产承包制,并动员农民进城建起100来个豆腐坊,很快豆腐产业在市场竞争中热气腾腾。这样人们不要排队买豆腐,随时可以吃上价格合理可口香嫩的豆腐来。
  
  榆林豆腐的故事,让我们领略了改革开放40年,从商品短缺到充裕的历程,吴堡县榆林县从贫困到富裕,石海源书记功不可没。
  
  近日,当年跟踪采访吴堡包干到户的陕西日报高级记者元树德动情地说:“谈起农村改革,我们不能不想起一位可敬的老人——石海源。他不顾个人安危,凭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推行了包干到户和包产到人两次成功的生产责任制,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上书省委,直言进谏,其胆识令人敬佩!”满身豪气的元树德竖起两个大拇指:“我敬佩两个陕北血性汉子,一个是米脂的石海源,一个是吴堡的张维迎!”
编辑:西部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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