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冬至，我回到老家冯家墕。91岁的老支书薛新成在墕口碰上我，问:“东旭，你晓得咱县上那个米脂人书记在哪里？”米脂人在吴堡当过书记的有三四个，这把我问愣了。他拍着肚子说:“就包干到户，让咱吃饱肚子，大囤圪堆小囤流的书记！”啊，啊，我明白了，老支书问的是石海源书记。
　　
　　40年过去了。曾在陕西最早推行包干到户的石海源，已88岁高龄，但这位“实书记”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出人们的视线。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坚持看报读书，常街头散步，了解民情，精神矍铄地出现在群众面前。只有花白的头发和脸上的皱纹，显现出岁月流淌过的痕迹。
　　
　　1977年秋，我从吴堡县岔上公社调到县委宣传部时，石海源是我们县委的副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全国开始拨乱反正，有错必究。石海源负责全县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见他风风火火，亲自动手办理疑难案件。他政策水平高，又雷厉风行。不到半年时间，就把全县“四清”和“文革”中错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纠正过来，还彻底复查纠正了“文革”期间形成的冤假错案。
　　
　　当时县委没统战部，宣传部代理统战工作。我被抽在“摘帽办”。石海源给大家讲政策、学办案，手把手教我如何写平反决定。一个月时间，把过去划错的10名右派分子，全部改正，摘了帽子。其中4名恢复了公职，2名恢复职务，1名恢复了工程师职称。已去世的3名，恢复了政治名誉，家属子女给了生活补贴。
　　
　　颠倒了的历史被重新颠倒了过来。束缚着干部群众沉重的精神枷锁，被彻底砸碎。吴堡百姓称他为“石包公”。
　　
　　有件记忆犹新的事。1978年冬的一个凌晨，我听见有人在宣传部院子扫雪，便赤身到窗前凑着玻璃瞅去，外面朦朦胧胧看不清是谁，便回到被窝。过了一会儿，听见有人在敲门，我以为是照大门的老头，就没理睬。我姑父听见熟悉的咳嗽声就下炕开门，说:“海源，你扫雪噌噌的响嚯，害得人连个明觉睡不成。”从对话中看得出来他俩是老朋友了，关系非同一般。
　　
　　我办公窑没电，火炉灭了冷冷的，石主任(县革委会主任)领我姑父到他办公室住去了。我姑父在横山党岔农场工作，回李家河看望他老父亲，顺便来县委看看老朋友，不巧石主任下乡没见上面。“县太爷”凌晨踏雪请朋友，让人很是感动，能看出来他做人做朋友的厚道热情。
　　
　　从我姑夫口中得知，这个“石包公“是个有远见有胆略实事求是的好干部。早在1963年，石海源在榆林鱼河国营农场当书记、场长，就在场里实行包产包工包投资一奖励的包产到人的生产责任制，大胆打破铁饭碗，取消工人的固定工资，将劳动与收益结合，产量与工资挂钩，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爆发出来。这年，全场粮食产量由上年的50多万斤增加到120万斤，亏损由28万元降到13万元。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第二年正在完成200万粮食和消除亏损的火热生产中，榆林地委派来30多人组成的专案组，组织榆林八大农场的300多人，批判鱼河的“三包一奖”，拔除这株资本主义的“毒草”。石海源被定为走资本主义办场路线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又由中农捞为“富农”的阶级异己分子，下放到马合农场新墩队劳动改造，过上“苏武牧羊”的10年艰辛日子。
　　
　　我姑夫李庆年当时在马合农场工作，亲眼所见，他说:“放羊放牛、喂猪种菜，拉架子车，挑煤背砖，海源可把大罪受咧。他天不明就背着筐子到黄沙窝里拾牛粪，寒冬深夜把刚生下来的羊羔包在皮袄里抱回柴火房配奶。他坚贞不渝，初心不改，春天拉着播种机在冰冷的水田里插稻秧，秋里挥汗如雨割稻子，规定是每天割稻两亩，他一天割三亩多。可笑的是，他出色的劳动却被污蔑为有‘野心’，得病干慢了一点，说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79年5月，石海源任吴堡县委书记。他的工作目标是:让农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于是，他召开县委常委会议，研究讨论土地包干到户责任制，多数领导持反对意见，组织部长薛世香劝说:“石书记，别冒险，再犯路线错误，就划不过账。”
　　
　　“群众饿肚子没粮吃，我当这个县委书记有啥用？”他痛心疾首，一定要打开这个破局。就在这时候，横沟公社砖窑山村支书薛耀丰来县委告状，说畔畔山村去年冬天偷偷摸摸把集体的土地分给社员种，影响得他们守不住集体的摊子，社员们不上山种地，闹腾地要分田单干。
　　
　　薛耀丰是我好朋友，我在横沟公社工作了五年，在砖窑山驻了三年队。就把他领在书记办公窑，石书记听了原委，要我带路一同去看看。我们坐吉普车上坡下坬跑了60多里路，先去砖窑山转了一圈，然后来到畔畔山。啊呀，只见畔畔山的麦田被垄得熟腾腾的，有洒化肥的、送粪的、犁地的，还有修补梯田和淤燕窝地的，一派动人的春耕景象。而砖窑山死气沉沉的。
　　
　　石书记进畔畔山村转了一阵子，见不到人。就连年老多病的老人都上山种自己分到的地。薛耀安从砖窑山学校挑来大粪往分到的地里送，他擦着头上的汗水，说村民新买回20对粪桶去附近村挑大粪。支书薛文堂原以为是来人阻挡他们就躲在山里，没想到县委书记来给他们撑腰壮胆，就跑回来了。石书记握住薛文堂的手:“你们干得好，我支持你们！”顿时，薛文堂流出激动的泪水。
　　
　　石书记萌生出一种使命感:畔畔山给我们闯出包干到户的路子，这虽然不是红头文件允许的，可是它适合偏僻贫穷落后的山区，能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农民喜欢这种生产形式，我们必须大力支持。他喃喃自语:“一定要把火种保护起来！”
　　
　　司机绕公路上塬把车开往横沟黄河畔，石书记和我抄小路经李家畔、大石坬、水游村步行到横沟。路上，他夸奖我在《陕西日报》刊登《康家塌把收归集体的自留地的树退还原主》写得好。我说连标题带署名共88个字的稿子。他说不在字多少，重在宣传康家塌大队落实党的林业政策走在前面，给全省作出榜样，起到引导作用。我恍然大悟了，石书记不光是让我带路，更是要我这个新闻通讯干事，多深入实际，多了解实际情况，写出有分量有新闻价值的稿子。
　　
　　我们到横沟已半后晌了。石书记连口水都没喝，与公社书记李程鹏一合计，沿河滩转了一圈，找到横沟大队支书李金桂。李金桂是集体主义的捍卫者。他对畔畔山村包干到户有看法，认为走偏了社会主义道路。他说横沟是全县的大村子，近800人口，黄河滩有900多亩水地，山上有1000多亩枣林，分田单干，树木咋经营，地绺绺斜斜咋来种？这个集体摊摊就踢蹋咧！
　　
　　石书记说，前几天你们横沟，还有新舍窠、下山畔等沿河村的百余村民来县委上访，要分枣树等经济林到户……李金桂打住话说，就是冯东旭在陕报上发了指头大的稿子惹下的事。农民看的是眼前利益，上面没红头文件，他们跑到中南海，我也不能把集体的树木分出去。
　　
　　吃罢晚饭，石书记没有歇马。他拿了笔记本，与李程鹏去横沟村了解民情，入户给上访群众答复县委对落实林业政策的意见。他交给我的任务，调查横沟黄河渡口上的事。吴堡黄河大桥上解放军把守，上面禁止把陕西农副产品贩卖出去。县城扣押下大量的红枣和黄豆，潮湿霉沤老鼠拉。他准备把横沟渡口打开，就可以把沿河生产的红枣，辛家沟一带的高粱小米，张家山一带的挂面，偷渡过黄河卖出去，让群众手头有点钱花。
　　
　　我找老艄公李丕成了解了渡口船只艄公等情况，又跑到李金桂家。李金桂是我在横沟驻队时结下的要好朋友，我得给他交个底。进了门，金桂在煤油灯下看我下午给他“真理标准”讨论的报纸。他脸上露出苦笑:“吴堡翻天覆地呀！畔畔山薛文堂打来电话说，石书记明确表态支持他包干到户，有人吹风说要放开横沟渡口”。他指着炕上的报纸：这就是报纸上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怪不得公社书记李程鹏前几天把民兵连里的子弹收了，看来横沟这个渡口我是守不住了。
　　
　　深夜了，在李程鹏的办公室里，石书记和李程鹏商量如何让畔畔山的星星之火迅速燎燃到全县。李程鹏建议第二天他召集横沟各村支书、大队长来公社，石书记作动员讲话。石书记说:别太急了，咱先从落实林业政策入手，尽快把割资本主义尾巴割走的枣树等经济林兑现给群众，然后总结畔畔山包干到户成功经验，这样推广起来更有说服力。
　　
　　第二天天刚亮，石书记就催李程鹏出发了，先到前胡家山、准子山、小王家山，又到续家坬，薛下村、薛上村。两位改革闯将，冒着风险，走村串户，一唱一和，讲述包干到户的好处，解除干部群众的顾虑。他每到一个村，就拍着胸膛给队干讲:不要害怕，打下粮食的功劳是你们的，出了问题有我石海源承担！
　　
　　是执行中央文件规定的“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干到户”，还是尊重农民自发的包干到户实践？许多干部怕犯这个政治错误。石书记认为，最关键的是领导干部先要解放思想，带头冲破左的束缚。首先，县委召开县五套班子领导干部会议和各公社县各部门领导干部会议，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每次会议，石书记都做主题发言：多打粮食吃饱肚子检验了包干到户好，群众饿肚子手里没钱花检验了“大锅饭”不能吃；农民包干到户种集体的土地没有偏离社会主义；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个包干到户，简单利索实惠。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县上和公社两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逐步解放开来。
　　
　　至1980年夏天，全县有50%多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畔畔山冬小麦获大丰收，吃“大锅饭”时每人分三五斤小麦，这年人均是65斤。地里到处能看到脸盆大的南瓜，秋粮作物长势喜人，六畜兴旺，半年生下150多只羊羔羔。
　　
　　畔畔山村有个瞎子叫薛五贤。每有谁家修窑合龙口和婚嫁喜事，他就去道喜:一撒金，满堂红；二洒银，元宝银元满地滚；三洒摇钱树，包干到了户；四洒聚宝盆，包干到户凭咱石海源李程鹏……
　　
　　在这可喜的形势下，榆林地委一位副书记带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横沟，质问:谁让畔畔山搞包干到户？是怎么个包法？！李程鹏说，畔畔山吃“大锅饭”，上工一窝蜂，出勤不出力，粮食打不下，公粮交不上，老支书撂下担子跑了，新选的支书好赖不接任。束手无策时，我说咱搞土地承包，包产到户，他就愿意了。薛文堂把社员叫来在讨论“超产奖励减产赔偿”时，大家嫌麻烦，干脆包干到户，留够国家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80口人每人4亩。一夜工夫，把320亩土地分给18户人家来种。牛驴犁耙作价“借”出去……
　　
　　李程鹏话还没说完，就被地委副书记打断:咋个借法？告状材料白纸黑字说卖了。我们一到横沟公社地界就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大队饲养室是空的，集体的羊只到了个人圈里……李程鹏说，再没好办法咧，不行了，我回县上再当我的团县委书记。这位地委副书记“哼”了一声，气得连饭都没吃离开横沟。
　　
　　当晚，石书记打来电话:“程鹏，你不要害怕，我给地委领导说了，是我石海源让李程鹏干的，处分就处分我石海源。我的乌纱帽决定权在地委书记那里，你李程鹏的乌纱帽在我石海源手里。稳稳地干你的！”
　　
　　最近，我打电话问李程鹏当时的情景。74岁的李程鹏在北京大学儿子那里颐养天年，哈哈赞道:“石海源书记，真正的父母官，铁骨担道义，敢为人先的共产党人，有博大百姓情怀，让人敬仰八辈子！”
　　
　　确实，当时形势严峻。畔畔山的火焰没有被扑灭，景家沟和山头村几个村子夭折了。有的队干和公社领导，见石书记和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王世祥来了就躲起来了，他们不愿意搞包干到户。而且更大的阻力在省上。
　　
　　节骨眼时，省委派了一个副书记来灭火。在县委常委会上，省委副书记发命令：纠正，必须纠正！海源，很快纠正！石书记说：难纠正，群众就不答应。副书记问：你海源答应不答应。石书记回答：群众不答应我咋能答应。副书记发火了：山高皇帝远，小小吴堡县尽董大乱子。石书记说：吴堡确实是个小县，但老百姓饿肚子是个大事，包干到了户，农民一下子有粮吃有钱花。副书记站起来：包干到户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啦！石书记也站了起来:土地是集体的，农民承包种集体的土地,给国家和集体交公粮,这咋能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副书记脸涨通红溅出唾沫星子：大包干大倒退，滑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后患无穷。石书记锵言出鞘：包干到户好，多打粮食肚子饱，其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单，优越性最独特。
　　
　　两人越辩越激烈，越激烈靠的得越近。唇枪舌剑，整整两个小时的交锋，简直是电闪雷鸣，气氛特别紧张，一位常委副县长吓得浑身发抖。
　　
　　结果：谁也没说服了谁！一个说不纠正他没办法给省委书记交待，一个说纠正了他没办法给群众交待。
　　
　　前几天，我去榆林拜访石书记问当时怕不怕，他哈哈笑道：“不怕，根本不怕，我坚信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是正确的。大不了再把我的乌纱帽摘掉。天爹爹呀，这包干到户是农民喉咙系系上的大事情！”
　　
　　“说大义凛然一点不过分。为了老百姓吃饱肚子，再摘掉乌纱帽，石书记在所不惜，一定要坚持搞下去。”李程鹏深情地说，“送走省委副书记，石书记让王世祥叫来我，三人商量包干到户了，生产小队就没必要存在，公社三级所有制变为两级，我们如何解决好体制过渡中存在的问题。”
　　
　　1980年夏，石书记去西安开会，他要上书省委，直言进谏。好多干部和亲友打劝:红头文件明明写着“不许包干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专往枪口上撞！但他下定了决心。全国清理学大寨极左的假大空，我去省农展馆取拆下来的展品物件，搭车和石书记一同上路了。从吴堡到延安，他在前排座上一声不吭，颠簸途中看真理标准讨论的报纸，思考包干到户农民生死攸关的大事。在我的心目中，石海源书记就是陕西的邓小平。
　　
　　到了洛川，见有一个老头在洛川招待所等着他，言谈中得知是电话约好的。石书记让司机登记了一间三张床的房子我们三人住省钱。石书记与老头儿像有什么重要话说，我和司机就出院子去了。约有两个小时，两人滔滔不绝，有说不完的话。到吃饭时，有人在院子里喊叫:“气死牛，在哪里，吃饭啦！”我才知道这个老头是郝树才。
　　
　　让人好激动的，没想到能遇上这位毛主席赞扬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郝树才。郝老是从部队回到延川谭石原村当村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征山治水、植树造林，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石书记会是约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英雄进谏省委，说服省委书记尽快放开政策，在全省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让农民有粮吃有钱花。
　　
　　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大包干，从此有了自己的合法户口。半年后，陕西省委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就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上，思想僵化，控制得太严，省委书记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代表省委承担了责任。
　　
　　“这个过程真是曲折。种地的农民都盼望包干到户，可是许多社队干部反对。我心知肚明，他们掌握“大锅饭”的勺把子，可以捞得吃稠的，一天不劳动也能挣上工分。我到一些村子里，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就躲开了。而种地的农民，一听说爱搞包干到户的石书记来了，一下子都围了上来。说他们村的领导不搞怎么办？我说，你们开个会，选个分地的组长，快点把地分开种，群众说，能行吗？我说，行！不要害怕。可是有的地方我前脚走，后脚公社领导就纠正了，并给群众说：要听中央的话听省委的话，咋能听石书记的话！1980年冬季，有些村就这么来来回回翻烧饼似的折腾。”石书记讲起当年的情景，仍满身豪气不服输。
　　
　　张家墕公社党委书记思想转把过弯来，“翻烧饼”折腾了几个生产大队。石书记派王世祥副书记蹲点在张家墕，一对一地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并领着去畔畔山参观学习。他终于开窍了：一大二公、平均分配，吃“大锅饭”，勤人变懒人，出勤不出力；分田到户，自己给自己劳动，懒人变勤，勤人更勤；农民包种集体的土地，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道路上“千里马”。一通百通。很快，把张家墕公社24个生产大队的67100多亩土地全包干到户到1670多户人家耕种。
　　
　　1980年底，全县90%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至1981年，全县221个生产大队的627000多亩土地分给15900多户农民耕种。这个仅有6万人的陕北小县，成为陕西最早实行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的县。
　　
　　20多年中，吴堡共吃返销粮5200多万斤，花救济款420多万元。包干到户后农民一下就翻了身。1981年全县产粮5000多万斤，交过国家和集体的之外，人均占有粮770多斤，比全国人均占粮多了134斤。长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吴堡，涌现出100多个万斤粮户和500多个家庭副业收入千元以上的户，有三分之一的户“耕一余一”，全县的红枣、蚕茧也大丰收了。
　　
　　三年中，全县新修窑洞5000多孔，有1200多对青年结了婚，多年的光棍汉也娶了新媳妇。移民在外的150多户社员返回家园。社员大力购置农机具，其中手扶拖拉机就有192台。我写的《吴堡县由“三靠”变为“五多”》、《吴堡运输公司为长途贩运提供方便》，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石书记没有在大好形势前停住脚步。仍然迈开双脚走村串户。他发现不少农民在满怀喜悦收割庄稼的同时，很担心责任制会变。有的地方，该深翻的土地，不准备翻了，冲垮的梯田坝堰也不修补了。县委开会发出文件，郑重宣布:现在实行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群众要求稳定多久就坚持多久，群众民主选择的，都是合法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的管理形式。在稳定的前提下，作好完善责任制的工作。县委的决定表达了全县农民的心愿，受到极大拥护。
　　
　　包干到户让吴堡真红盛了。1982年2月，石海源调任榆林县委书记。离开吴堡时，老百姓在街上夹道欢送。他不辜负党和群众厚望，排除多方阻力，大刀阔斧，把300多万亩土地分包给5万多户农民耕种。激发了30万榆林县农民朝气蓬勃的生产积极性。
　　
　　一位“老榆林”给我讲石海源与榆林豆腐的故事。他说，计划经济时，榆林人难能吃上榆林特色的桃花水豆腐。街上公办的豆腐坊，有国家的固定粮补，而个体户的豆腐坊不给补贴，石海源书记到榆林后，宣布:凡办豆腐坊的，一律都给予粮补。一年后，实行了豆腐生产承包制，并动员农民进城建起100来个豆腐坊，很快豆腐产业在市场竞争中热气腾腾。这样人们不要排队买豆腐，随时可以吃上价格合理可口香嫩的豆腐来。
　　
　　榆林豆腐的故事，让我们领略了改革开放40年，从商品短缺到充裕的历程，吴堡县榆林县从贫困到富裕，石海源书记功不可没。
　　
　　近日，当年跟踪采访吴堡包干到户的陕西日报高级记者元树德动情地说:“谈起农村改革，我们不能不想起一位可敬的老人——石海源。他不顾个人安危，凭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推行了包干到户和包产到人两次成功的生产责任制，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上书省委，直言进谏，其胆识令人敬佩！”满身豪气的元树德竖起两个大拇指:“我敬佩两个陕北血性汉子，一个是米脂的石海源，一个是吴堡的张维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