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云儒）我们来到了华沙。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美丽的城市。但是我在整整60年前，1957年，也是秋天，就和她有了最早的缘分。

　　

　　我上大学一年级，第一次听外国游记的报告，就是当时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安岗先生（后来任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讲他的华沙之旅。其实他是路过，所以起了一个有点怪怪的题目：《华沙半日游》，那是我作为记者的第一课。这位老记者基本上是用细节的辍连，构成了他的游记报告。有一个细节我至今难忘，当他要上汽车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个波兰孩子追过来伸出一个小手，手里边有一张一元的人民币，他以为那个孩子要乞讨更多的钱，便掏出一张五块的，孩子摇头，又掏出一张10块的，孩子的头摇得更厉害。后来找来了翻译才弄清楚，孩子是拾到了刚刚从他口袋里掉出来的一元钱。孩子不知道这个钱的价值，执意要送回失主。这个细节让我对波兰孩子的纯真，对波兰的道德风气，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这次报告中，我懂得了一个记者一定要到现场，要目击，要抓细节，抓有特征的细节，才能写出好报道。华沙是我新闻写作的第一课。

　　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鬼迷心窍开始学钢琴。我是个没有音乐天赋的人，总学不会，不到一年便放弃了。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苦练的第一首曲子、也是最后一首曲子，这唯一的曲子，竟然就是波兰歌曲，叫《华沙颂》！钢琴没学会，《华沙颂》连曲带词至今不忘：“勇敢地举起我们的旗帜，不怕那风暴横扫大地，不怕那敌人强大的压力，命运绝不能摧毁意志！”

　　在第三次丝路行之前的9月8日晩，我又有缘在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厅欣赏到了《波兰中世纪古乐音乐会》专场。这是我七十多岁的人生中，除了听肖邦钢琴曲的光碟，第一次在现场听波兰音乐专场。

　　

　　波兰乐团五位专业的艺术家用传统乐器演奏了波兰中世纪古乐以及斯拉夫音乐。中世纪神秘的故事，由一支支古乐娓娓讲述出来。艺术家用古老的乐器原汁原味的传达着自己民族生命深处的回响。

　　在缓慢忧伤的波兰民乐《松树》中，可以听到一个小二度的低音一直在持续，两个演唱家出一直伴唱着悠长的和声，有一种来自历史的凝重和忧伤。波兰历史有着无数的斗争和血泪，音乐会帮助我们穿越时空去触摸这个民族的历史。

　　

　　你看，上面一下子就说出了我与华沙的三个第一次，缘分真的不淺吧？

　　但是我与华沙最大的一次缘分，几十年中深深镌刻进记忆中而不能忘怀的一次缘分，则是关于青年钢琴家傅聪的所谓“叛国事件”。那是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还在大学学习。傅聪是建国后第一个获得国际奖的青年歌唱家，他获得了有“钢琴奥运”之称的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的第三名。记得全校各团支部都开会，表态要向傅聪学习，在科学教育文化各个方面走到世界前列。但是，很快就传来傅聪“叛国”的消息，实际上他是为了艺术深造去了法国发展。这时候我们团支部又开会愤怒声讨这种变节行为。

　　傅聪瞬间由一位青年楷模变成了我们唾弃的变节分子。我内心实在有一点痛惜，但更多的是失落和愤怒。后来到了文革，他的父母、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夫妇为此双双自杀身亡，留下了泣血的遗嘱。我内心拥堵着排解不开的郁闷和痛苦。因为我甚至比了解傅聪更了解傅雷。我在大学期间读了太多太多傅雷先生翻译的法国和欧洲的文学名著。他译的巴尔扎克的所有的长篇我几乎都找来阅读求教。但我不敢表示我的同情，不敢说出我内心的困窘。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见到《傅雷家书》出版了，赶快买回来，连夜读完。我由不解到有所悟，知道傅家和当时许多家庭一样，是卷入了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卷入了一场民族的灾难。我由醒悟到崇敬，由崇敬到自问一一如果我是傅雷先生，我会有如此的节操吗？

　　本世纪初，傅聪先生归国演出，在西安有一场他的钢琴独奏会，我当然是一定要去听的。记得音乐会在曲江大礼堂。演奏前，一再通知在场的听众千万不要拍照，以免影响音响效果，但是演出开始后还是有人拍照。虽然声音不大，但音乐家的耳朵是何等灵敏，傅聪突然站起身便走回了后台。整个大厅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大约10分钟之后，主持人才出来说，由于有人不礼貌地拍照，影响了傅聪先生演奏的专注，他说他不弹出最好的效果，对祖国问心有愧。经过我们协调，道歉，傅先生决定继续这场演出。一时大厅里掌声雷动！许多人唏嘘不已，一个受大半生委曲的音乐家，对家国之情依然这么浓郁！我看到了艺术家的严谨和尊严，我看到了对艺术近乎神圣的宗教感和艺术传播者的责任感。

　　

　　由于有这个插曲，那天听完音乐会很晚了，回来打不到车。我和老伴冒着寒风，一路小跑着，哼着曲目里的旋律，向着远远的大雁塔的灯光慢跑而去。

　　

　　华沙，一个诞生了肖邦的国家，一个拥有哥白尼和居里夫人的国家。出发前，我在宣纸上郑重地写下了居里夫人的名言，献给华沙：“人不要总看做过什么，而应该关注还有什么要做。”（2017年9月30日于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