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西安市委常委、副市长吴义勤
【编者按】当代文学评论界，很少有人像吴义勤那样，身兼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西安市委常委、副市长等多重身份。1995-2009年，吴义勤在济南工作了15年，曾担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学生评价他“周身携带着物华天宝的灵气”。虽然离开已有6年，他依然与山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种单纯而有激情的生活令人难忘”。
（文/《齐鲁周刊》记者 吴永强 整理：西部新闻网总编张龙）2015年5月24日下午，济南长清开山脚下，在鲁迅文学院山东中青年作家研修班授课期间，吴义勤向《齐鲁周刊》记者讲述了一年多以来的市长生涯，以及对目前文学动态的观察。
文学与阅读：边缘化是对作家能力的考验
济南，是吴义勤事业的起点。
1995年，29岁的他博士毕业来到济南，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山东师范大学。他至今依然记得宋遂良教授邀请信中的一句话：“一个南方人感受一下北方的地气是必要的，有利于人性的健康发展……”紧接着，凭借堪称卓越的学术成绩，破格晋升副教授、教授。1998年，32岁时，成为当时国内文科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在山东工作的15年，我付出了青春和汗水，也获得了很多，那种单纯而有激情的生活令人难忘。”吴义勤说。
学生评价他“周身携带着物华天宝的灵气”，他很喜欢这个评价。他曾是山师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给本科生上课，容纳二百多人的大教室要提前占座，非中文系的学生常常占了中文系学生的位置，导致中文系的学生没有座位。——这个高挑、儒雅、随和的年轻教授，曾是山师校园的一道风景。
他评价自己：“我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性格平和、随性、乐观、开朗、包容，还有一点幽默感。不善与人争执、争斗，不太较真，比较能理解他人。我不懂星座，但我知道我是双鱼座，朋友说双鱼座的男人是奇葩，我没觉得我有哪儿不正常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吴义勤、施占军等一批评论家，和山东本土作家一起成长，不遗余力推出年轻作家，成为“文学鲁军”崛起的重要推动力。作家刘玉栋记得，多年前吴义勤“偷偷”给他写了一篇评论，即将发表时他才知道，让他很是感动。
“我在山东的时候，刘玉栋等一批新生代作家已经崭露头角，这些年创作态势良好。老一代作家也不断推出作品，整个山东文学保持比较好的状态。”现在，吴义勤依然关注张炜、尤凤伟、刘玉栋等作家的创作，“这几年，山东的许多文学举措很‘实’，包括签约作家、签约批评家等，为作家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2008年，在济南召开的当代文学年会上，吴义勤曾说：“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的成就足以造就很多个诺贝尔获奖作家了。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是对当今世界文学的一种重要贡献，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中国都是世界范围内文学最繁荣的国度。”然而，就是这个“最繁荣的时代”，文学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对作家某种程度上的妖魔化，和全社会的信任危机有关系，作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吴义勤指出，过去以诺贝尔文学奖来否定中国文学，莫言获奖之后，变成了以中国文学来否定诺贝尔文学奖。
“更重要的危机是全民阅读危机，首先是阅读数量，中国人均年阅读数量是6本书，有些发达国家达到60本。阅读质量也严重下降，电子阅读大量出现，我们进入一个反阅读、轻阅读的时代。”吴义勤说，“阅读危机造成的结果是全民审美能力和判断力下降，不仅是读者不懂文学，一些研究者也不懂文学。”
然而，大众阅读危机、电子化、人们对文学的热情下降是无法抗拒的，“这就要求创作者主体足够强大，什么样的环境都能生存，有征服所有时代的力量，这应该是一个优秀作家应该具备的信心。”
一般而言，文学要反映时代，反映生活。然而，读者真的要从文学里面读到时代和生活吗？吴义勤说，“余华的《第七天》受到普遍质疑，问题就在于，传媒时代，读者和作家同时获得信息，读者会觉得不满足。而没有类似生活基础的读者便没有这种感觉，《第七天》在国外反响就不错。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的作家却又过于依赖生活，缺乏超越和想象，很少有人类意识和未来意识。”他特别指出，阅读才是作家最好的生活。
近些年，“文学边缘化”成为媒体讨论的焦点，在他看来，边缘化也意味着自由，作家要珍惜边缘化。“边缘化是对作家能力的考验，不要给你自由却不知道怎么利用。”
当年吴教授，而今吴市长
2009年，吴义勤离开济南，北上京城，任职中国现代文学馆。而今重返济南，他多了一个身份：2014年2月，他开始兼任西安市委常委、副市长，负责旅游、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物、参事等方面的工作。
面对“大学教授、文化学者、政府市长”的角色转换，他说“文化是一种修养，与职业无关”，不过，三者之间内涵的延续性，还是给了他一些启发：“文化不是外在的、符号性的东西，它应该是一个人的整体的呈现方式。”
市长身份对他来说是“全新的领域，而且很有意思的领域”，同时，他继续担任现代文学馆馆长，教授出身的他，目前在两个学校招博士生（一个在山东师大，一个在南京大学）。“到西安之后，分管文化工作，省里的一些文学活动也会配合，加深了对陕西作家的了解、理解、认识，比如陈忠实、贾平凹等，过去偶尔开会见面，现在可以随时见面，有了更深入的交流。”
“文化人与官员不是简单的对立。官员为什么就不是文化人？其实官员最应该是文化人，没有文化怎么能做一个好官员？工作岗位跟职业一样，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我来说，三个岗位从事的都是与文化有关且具有某种互补性的工作，都需要我努力做出成绩、实现自己的价值、称职地为社会服务。”
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到西安调研时，问他工作感受，他汇报了8个字：“收获很大，感慨很多”。收获的同时，一些新的思考也在进行中，过去作为文人，“看问题往往从观念、理念出发，但现实生活远远不是理论上的那回事，之前有些对社会的认识是简单化不准确的。”
比如腐败问题。“过去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认识比较狭窄，有偏见，真正接触了，会觉得他们很不简单，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突发问题。大部分人很能干，不是空想、空干，而是实干。”吴义勤说，“基层官员形象很多时候被妖魔化了，当然也有贪官，我也接触过一些贪官。从人性的角度讲，每个人都是多面的。”
大遗址与西安的城市灵魂
作为世界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南门城墙已成为西安的符号。
南门城墙改造工程是当代中国城市遗址改造的典范。对此，吴义勤说：“南门城墙改造的最重要经验就在于再次证明了当代人的创造性对于文物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每一代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没有后代人的创造性，没有后代人对于文物的重建保护，很多文物遗产就不会传承至今。”他举大雁塔、小雁塔的例子，“它们都是不断被重建才延续到今的”。
基于此，他反对一股脑地僵化批判“假古董”、“仿古建筑”，坚持从变化的角度去探讨遗址保护工作。学者和市长的二重身份，使他能更清晰地看清遗址保护工作的性质，“坐在研究所里和亲身到现场是两个概念”。
在遗址保护工作中，专家的观点和地方政府的看法有时不尽相同，有的专家建议原封不动，反对在遗址上进行任何建设。吴义勤指出：“这是错误的，对遗址保护不能持机械、僵化的观点。历史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个动态的、连绵不断的过程，尊重历史就要尊重整个历史的完整性、延续性、发展性。比如汉长安城遗址，背后还有2000多年的文明，不能为了尊重、维护汉朝的文明，而将遗址上积淀的其后2000年的文明全部勾销。”
从爱文学到谈文学
西部新闻网总编张龙和西安市委常委、副市长吴义勤
“汉长安城遗址有72平方公里，核心区就有36平方公里，把这个区域中的人搬走，拆迁安置，是很困难的事情。现在核心区未央宫6平方公里的保护工作进行得很成功。把遗址保护作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建成的遗址成了西安城市发展的亮点。”吴义勤说，“而在过去，遗址往往是一个城市最脏乱差的地方，历朝历代出于古迹保护的需要，不能在其上进行建设，因而逐渐沦为贫民窟。遗址上生活的人们与现代生活距离很远，生活方式落后于时代，为遗址保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很多国际大都市千篇一律，空心化、同质化，西安有这么多遗址，就具备了独特性。”吴义勤说，大遗址，专指文化遗产中规模特大、占地较广、文化价值突出的大型文化遗址。“如今，大遗址已成了西安很重要的魂。大明宫是故宫的3.5倍，这么大的面积，建成绿地也是很漂亮的，更何况恢复其原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