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陈忠实

　　5月5日，西安殡仪馆，长安犹存白鹿原，人间再无陈忠实。我半饷无语，心中凉嗖嗖的。回想22年前的1994年，先生的《白鹿原》刚刚出版一两年，文坛好评如潮，但还没有像1997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的洛阳纸贵。

　　

　　那时，我还在工厂上班，业余时间写点散文随笔之类的小豆腐块向报刊投稿，勉强算个文学爱好者。在朋友处借了一本《白鹿原》，好奇心使我两三天就一口气读完了。《白鹿原》的“史诗性”不容置疑，只是当时浅薄的我不太理解，先生为啥在书中有那么多的性描写。还有不太理解的就是小说中朱先生对两党相争“翻鏊子”的说法，因为我们这辈人中小学读过的当代小说基本上都是《红旗谱》、《暴风骤雨》、《红日》这样的小说。

　　

　　后来，随着年龄和人生阅历的增长，明白了性描写实质上在诠释人性，而朱先生“翻鏊子”的说法应该是先生超越意识形态、正视历史的高明之处。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该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就是所谓的“史诗性”。

　　

　　再说22年前那个酷热的下午，我刚刚读完《白鹿原》，先生和他作品中的形象不时在眼前浮现。当时先生正从省作协大门出来，沿围墙向东走。茫茫人海中，我一眼就定格了先生。这种感觉现在想想十分幼稚，当时的我如同中学生追星族一样赶了上去，遂有了这篇青涩却不乏热情和率真的《路遇陈忠实》，发表在当时的内部报纸厂报上，文友们给予了好评。

　　

　　前几天，和一位老朋友电话闲聊，他提醒我说，先生去了，你的那篇《路遇陈忠实》也成绝唱了。五一放假，我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这篇文章和题字复印件，原件总是找不着。依稀记得，当年就是凭着那本作品剪贴本才应聘做了记者，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当年这篇文章的手稿却夹在一本塑料皮的笔记本里意外显身了。发黄的纸张，涂改的痕迹，在这键盘打字的年代倍感亲切。

　　

　　步入新闻行业后，记得有几次新闻发布会、某人的作品研讨会，先生都坐在前排，做记者的我只能远远的看他被人围着题字拍照，再也没有当年追星的鲁莽了。还有一次，活动结束他走到酒店门口，我问他好，并说起那次题字的经历，他“哦”的一声想起来了，随即又被人簇拥而去，他回头抱歉地挥挥手。

　　

　　现在想来，也许个性使然、职业使然，我很少追星，特别是从不追捧那些扭扭屁股走红、或是一首歌走红的所谓明星，唯一一次像中学生一样冲动追星的就是那一次。近年，先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和他熟悉的友人说，先生得了舌癌，说话都不方便，只是没有想到，阴阳两隔，乃至成了永别，永远没有追星的机会了，呜呼！

　　

　　愿先生一路走好，一路不孤单，那个世界应该也有追捧文学大师的“追星族”。

　　

22年前的手稿

22年前陈老为赵生杰题字

22年前老报纸

　　附：路遇陈忠实（赵生杰写于1994年8月）

　　

　　“陈……陈老师……”，按捺不住“噗噗”狂跳的心，终于挤出了这几个字，还算口齿伶俐的我竟然口吃起来。倒背双手、低头踱步的他慢慢转过身来。不错，千真万确，是他——一张长方形的脸，有点凌乱的背头，额头上沟壑似的皱纹，一道道刻出了他的饱经忧患和沧桑，深邃冷峻的目光正从沉思中惊醒。“有啥事？你是谁？”他问。

　　

　　对不起，陈先生，是我的冒昧打扰了你，是我的鲁莽把您从您思想的自由王国拉回了现实。我暗暗后悔。听到他的问话，我的心依然狂跳不止。这张黝黑的脸，这浓郁的观众口音，我曾在《白鹿原》的扉页和报刊上见到过，也曾在电视荧屏上见到过、听到过。现在，这位我辈须仰视的先生，确确实实站到了眼前，我投石问路的一句结结巴巴的问话，使耳闻目睹的先生和真实的先生重叠了，怎不教我高兴！

　　

　　“陈……陈老师……”，我竭力稳住激动的情绪，停了一下，早已想好的话便倒了出来：“我是一个学生，今天上课路过这儿碰到了您，我读过您的许多作品，想请您给我题个字做留念！”我翻开上课的笔记本，纸质太薄，不利于珍藏。我又飞快的拿出一本考试大纲，看看背面空无一字，便双手极恭敬地连同圆珠笔一同递给他。先生提起笔，笔走龙蛇，几个流利遒劲的字便跃然纸上：“陈忠实九四·八·廿”。先生将纸笔递给我，依然倒背双手，弓身而去。

　　

　　看着这几个字，我有点意犹未尽，当时也不知什么力量驱使我又追了上去，事后想来真有点无赖和贪婪。“陈老师，麻烦您再写一点吧！”。先生转过身来，本来冷峻的脸更加冷峻了，“你这小伙，咋就没完没了”。然而先生一语既出，却很温和，有点像家乡的老妈妈训斥贪吃的孩子，反而增长了我继续纠缠的勇气。

　　

　　我一言不发，垂手而立，只是用眼光祈求他。先生盯了我一会，突然“扑哧”一声笑了起来，额上的皱纹密密麻麻地挤成了一蔟，八月午后的骄阳让他的皱纹上沁出了细细的汗珠。他拿过纸笔，说了声“你是一个学生……”，又在那张封底上继续写了起来。

　　

　　我接过纸笔，只见他在刚才字的右边又写了一竖行，连在一起就是“赵生杰朋友进步陈忠实九四·八·廿”，笔力遒劲，力透纸背，其风格一如他的《白鹿原》，豪放、沉雄、深邃！我抬起头，正准备道谢，却见他已转身而走了，夕阳将他颀长的身影印在省作协大院的墙上。

　　

　　自他以后，每当我从建国路省作协那肃穆的大院经过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那个闷热的下午，一个浅薄无知的学生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邂逅到了心仪已久的作家；自那以后，每当我看到精心珍藏的先生的墨宝，在工作和学习上我便不敢懈怠，徒增了勇气和希望。（文/资深媒体人、阳光报社西安新闻部主任赵生杰）